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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最后20年,世界经济正处于“历史的终结”的甜蜜假想中。随着集权经济的没落和网络的升起,人们认为世界经济将走向上升,呈现强劲而稳定的增长,出现普遍、共享的繁荣。这会是“幸福的全球化”时期,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,大脑都要代替双手,经济最终要和物质分离。商业活动也似乎将不再像过去那样饱受忽高忽低的周期之苦,也不会再受到分配问题的困扰。海尔的奠基人张瑞敏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位英豪,有一部长篇史诗式的电影——《首席执行官》叙述了他的成长故事。1984年,年轻的政府官员张瑞敏决定弃政从商。在青岛,这座距北京800公里外的港口城市,他收购了一家身陷困境的冰箱厂,紧接着又收购了第二家,再后来是另外几家,全都是冰箱厂。他让这些厂子转产,有的生产洗衣机,有的生产空调等。从90年代初开始,他成为国内无可争辩的龙头老大,占领了全国家电市场40%的份额,而且仍然在不断前进。从他所在的港口,张先生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,他要在那里创造出全球品牌。20年来,海尔的销售额每年增长70%,凭借100亿美元的营业额(其中有10亿是外销),他成了业内的世界巨擘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的民意测验表明,海尔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中国企业。张瑞敏先生是杰克·韦尔奇的崇拜者,与此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。他并不想就此止步。人们一向认为,中国没有世界品牌。而海尔在昭示:他们的断言很快就要作修正。通过这种集体机制,该地区在20世纪后半期掀起了连续起飞的浪潮。这些浪潮形成了世界贫穷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起点。每一次浪潮都在工业国家中引起过恐惧,有时还导致了激烈的贸易战。在80年代初,法国普瓦吉埃地区的海关工作人员就曾扣留过日本的录像机。90年代,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,一位议员举起标有“菲律宾制造”的小裤衩,试图阻止它在法国市场上的泛滥。这些自然的担心在事后看来显然是过分了。线上网投赌博网在香港,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专家们指出,中国经济上升的故事并不是所谓的“神话”。他们认为,中国的起飞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内容,“中国不过是亚洲讲述的又一个漂亮的故事而已”。这些专家们解释说,如同该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一样,中国采取了“出口导向型”的经济增长政策。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被它的邻居们重复十多次了。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,中国开始生产一些用于出口的产品。在生产和销售这些产品时,它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,原因或者是工资特别低廉,或者通常不用缴纳社会保险,或者币值被低估——这三个优势因素经常还结合在一起。所以,它有着无与伦比的比较优势。销售的所得带来了投资和富裕,促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。

线上网投赌博网这一小批企业的口号十分明确:走向世界。那同时也是国家领导人的殷殷寄语,盼望将它们打造成世界级玩家,有能力与美国、日本和欧洲的顶尖企业分庭抗礼。这些企业都具备中国特有的优势,主要是廉价劳动力。但这也许还不够。中国领导人准备给这些企业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,包括一切必要的自由。他们如果需要资金,国有银行就在那儿呢。还不够?那就允许他们上市,到上海交易所或深圳交易所都成!如有必要,还可以到香港、纽约或东京公开发行。2003年,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——中国人寿——在华尔街上市,这绝非偶然。秉持这一战略,北京对2008奥运会也寄予厚望。当年,正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使得一些日本企业为世人所熟识。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亦使几家韩国企业声名远播。北京奥运会将是中国几个大品牌非常有用的跳板。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·麦迪逊指出,中国的起飞部分地参照了日本的模式,而且“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复制了这种模式”。尽管如此,中国的起飞还是给其他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忧虑,这是很正常、很合理的。因为如今的中央帝国绝对不是一只普通的大雁(例如日本),也更加不同于那些苏醒不久的小雁(如城市国家新加坡或台湾岛),它是一只巨雁!这只新来的大鸟有着庞大的体形,还有它的起飞时间、它选择的起飞道路,都使得它的翱翔与以前的发展轨迹迥然不同。由于中国的出现,自20世纪后半叶建立起来的全球化变得更加不稳定了。面对中国庞大的“后备军”——数亿名随时准备为每月数十美元而工作的工人,孟加拉或越南这样的小股部队实在是无足轻重。在孟加拉或越南,工资比广东这个全世界的新制造业中心还要低,按理说,他们也可能与其大国邻居过上两招。可惜他们手中没有武器,缺少他们的中国“朋友”那样的通往发达国家的便道,例如越南还不是世贸组织的成员。而且,即使孟加拉和越南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,他们还有职业上的弱点。在工业方面,人们常常认为他们不如其老大哥可靠,工作不够迅速、不够精确,他们的精英也比较缺少现代企业精神。

第二个要素是中国独特的历史。我们不用去翻阅那些久远的资料,不用追溯到4000年前的文明,仅看它最近的经历就足够了。从1978年进入起飞跑道开始,中国经历了三个重大转变,这与其他先行者的发展进程大不相同。在20世纪70年代末,中国还执行着中央计划经济,农业占据主体,而且完全自我封闭。邓小平先生则提出,要建立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,建立一个工业大国,而且实行对外开放。他同时发动了由国家主导到市场主导、由农业到工业、由自给自足到依靠世界市场的三场革命。人们曾经议论,世界经济已不可逆转地向非物质化转移,但中国却提醒大家,人类活动依然要依赖于物质。这种返璞归真让人们重新想起了“老式经济”:田野、矿山、高炉和港口……有人曾说,英特网的出现将使那些旧经济变得毫无用处。但是事实上,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,例如法国,人们所说的这种“初级产业”不仅继续存在,而且还将在长期里继续影响其他经济产业:“第二产业”(加工工业)和“第三产业”(服务业)。这时,中国来到了基础产品市场,大力购买原材料、能源和农产品。中国的到来揭开了上述美景的面纱,它告诉我们,经济生活还不是纯粹虚拟的,它永远也不会变成那样。脑袋还永远需要手臂,我们社会的生产活动仍然广泛依赖于那些实实在在的原材料:人们必须到深深的矿井中挖掘煤炭,打井开采石油,耕种小麦。今天,从巴黎向柏林,或从纽约向上海传送声音或图像,已不再需要导线,可是运输锌、钢与大豆却仍然需要港口、公路和铁路。线上网投赌博网首先,衡量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,不能只看出口额占GDP的比例。这个比例必须与国家的大小联系起来看。国家越小,与邻国的贸易自然就越多,上述的比例就越高。例如,新加坡就只有400万人口,既无石油,又无汽车制造,也没有农产品加工工业。这个城市国家从外国买能源、汽车和食品,用的钱都是靠出口(运输、金融服务等)赚来的。为了扩大港口的运作,它还做转口贸易,其总出口量最终大大超过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!相反,大国就可以在国内找到很多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,而不用到外国购买。所以,大国的出口总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着较小的比例。中国应当与美国进行比较,而不应当与日本或东南亚国家相提并论。今天,按前述指标来计算,中国与美国几乎同样开放。如果按相应的发展程度来看,中国明显比当年的美国更为开放。

在人类的经济史中,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(13亿人口),在一个如此长的时期里(25年),有过如此迅速的增长(每年8%)。这一成功理应使人欢欣,但却引起了不安。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,世界曾改变了中国。今天,中国就要改变世界。明天,中国将可能超越美国,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。这个梦、文学家笔下的梦,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工业国家来说,其实有点噩梦的滋味。人们不由得担心,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加工厂、农场和试验室,全球所有的工业、农业和科研都要集中到中国。通过这部小说,人们更是发现,中国还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养老院。它拥有同样的王牌,可以出演这一仁爱的角色,那还是凭借它大量的劳动力“后备军”。这些人随时准备为很少一点报酬而工作,可以向富国的老人提供廉价的个人服务。在这一领域,中国同样具有可怕的竞争优势。在某些地理上比较接近法国的贫穷国家,例如马格里布地区,人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。如果中国进入这一领域的话,那就像工业和研究领域一样,其规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相当多的专家和政治家们曾经预言,服务业是发达国家里不会被转移出去的就业领域,他们的看法将很快被事实所否定。正在发生的事实表明,就业机会可能还没有转移出去,但他们的顾客却要流失了!他们提出了相同的口号,撒切尔和邓小平都借用了弗朗索瓦·吉佐的号召:“富起来吧!” 。1979年,他们向各自的国民发出了明确的信号。前者在当选英国首相以后,坚决地使国家从经济领域大规模退出。她采取了放松管制和非国有化政策,并深刻地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。从英国开始,这一潮流很快扩展到她的老朋友——罗纳德·里根——的家乡美国,然后缓慢但同样有力地影响着“老欧洲”国家 。离开农村的农民、被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、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,这些人都是目前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制造出的大量“劳动力后备军”。有几亿人在待命,准备接受任何报酬的工作,这个后备军的存在对工资的影响很大,对工作条件的影响也很大。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,劳动力后备军已经逐渐被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耗待尽。但是在中国,人们看到只有在十五年以后,人口的变动才能显示出实际的效果。资本家们早已懂得,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购买者,就必须使职工获得足够的工资。这是汽车制造商亨利·福特在20世纪初的天才直觉。在社会压力的影响下,他们认识到那些经过培训、身体健康的职工要比粗俗而孱弱的职工更有价值。这也就是罗斯福和他的福利国家政策。发达国家甚至接受了组织工会的自由,承认他们的职工有通过集体组织来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。

然而,他很快就觉得国内的天地过于狭小。TCL公司于1992年生产出第一台电视机,十年之后,他们已经生产了1,100万台,其中一小半打着飞利浦、汤姆逊、松下等品牌销往国外。这固然是一种经营之道,然而毕竟不能显示自己的声誉。李先生并不打算止步于此,既然日本可以有索尼,韩国有三星,那么就让中国有TCL吧,TCL也要成为世界级玩家。他对此深信不疑。在政府的支持下,从新千年伊始,李东生开始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收购。2002年,他收购了德国的施耐德电子公司。2003年,他将自己的电视机业务与法国的汤姆逊公司融合。由此,他终于成为世界彩电业的第一号人物。2004年,他打入了法国著名的移动电话公司——阿尔卡特,他的目标是:在2007年生产5,000万部移动电话,打进世界五强。为了遵守WTO的“贸易相关产权”协议,并取悦华盛顿,北京正在努力就此立法。但是法律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,这种局面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。2003年,美国的辉瑞制药集团欲阻止中国当地的12家实验室生产“伟哥”,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却拒绝对该药实施保护,借口是它既不是新药,也没有疗效。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。该国的律师们为此推波助澜,他们说,在中国文化中,“仿非偷也”。于是,盗用商标、盗窃知识和技术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指责,也不被认为是犯罪。早在17世纪,西班牙牧师多明戈·纳瓦雷特就曾写到:“中国人极擅仿冒之技,凡欧洲百物,过目即可仿制也!”今天,中国并不打算固步不前,北京的领导人也不掩饰追求独立自主的意志,他们都认为,经济活动不应该停留于仿制,而是必须竭力进入第三阶段——创新的阶段。为达到这个目的,通过严肃的立法来反对制假是必不可少的,但这将需要很多时间。“谁来养活中国?”——这是另外一个问题,但也不是什么新问题。10年前的1995年,莱斯特·布朗——华盛顿全球政策研究会下属的一家智囊俱乐部的主席——就出版了一本同名著作《谁来养活中国?》。惊慌是无益的,在1960~1961年的“大跃进”之后,中央帝国出现了饥荒。在北京,伟大舵手的继任者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。上个世纪70年代末,邓小平的改革就发端于解放农民,它使农业生产发生了戏剧性的起飞。从莱斯特·布朗发出呐喊以来,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长,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,中国的农业生产是进步最快的,与越南一道并列前茅。不过,解决13亿张嘴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。但是,即便是中国目前的发展,也已令美国出现了不稳定。中国使美国的消费者成了国王,同时削弱了美国的生产商。中国使美国背上了无止境的、螺旋上升的债务,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,形成了新的依赖。尤其重要的是,中国抓住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自然缺陷,吊起了它对外国产品和资本的胃口。通过把狼弄得消化不良,羔羊似乎找到了不必冒过大风险的与狼共舞之道。当然,它也不能把狼弄得太虚弱了,否则羔羊自己也不好受。两位要保持舞步的一致殊为不易。这是一门颇难掌握的技艺,随时可能错步,甚至跌倒,毁掉他们之间的融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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